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突显拐点
在日诉讼屡战屡败
政治解决显露曙光
当历经十余年的中国掳日劳工诉讼走入死胡同之际，政治解决的希望逐渐显现，这或将成为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拐点。
这不是正义的完全伸张，而是现实的选择。如此解决算是“收买”吗？这个方案能获得国人的理解吗？中国政府能够对此给予充分的支持吗？如此解决思路能够应用于细菌战、慰安妇等一系列案件吗？
另一扇门
政治解决的核心就是：承认事实、谢罪、补偿。
近几个月，从事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的人士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11月13日，包括日本律师团团长高桥融在内的数位日本律师代表来到北京；11月下旬，对日诉讼著名社会活动家王选、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管建强刚从日本回国；按计划，日本律师代表高木喜孝先生将在12月12日再次来华，听取中国社会对于“全面解决掳日中国劳工事件的提案”的意见。
在这些人士匆忙的身影背后，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的一扇大门即将打开。
去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在一天内驳回包括西松案件在内的五个中国劳工对日诉讼案。“那是给中国发出的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国民间通过日本司法途径寻求正义的大门已经关上，”对日索赔社会活动家王选女士说，“而（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书的最后一段——‘劝告日本政府和企业对于受害劳工进行补偿’——同时将通向政治解决的大门打开了。”
一揽子解决中国掳日劳工受害者的政治解决方案，就是日本律师团努力想推开的另一扇门。
11月13日，一个主题为讨论全面政治解决掳日劳工问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简称“北京会议”。此次会议被称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最高规格的会议，与会者囊括了此领域内的各方面人士：日本律师团团长高桥融，中国法律援助团负责人，相关的专家学者，劳工联谊会成员及其家属。
在中国掳日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看来，这是“统一认识”的大会，即将当前中国掳日劳工对日索赔的重心从法律诉讼转移到政治解决上。拐点出现了：中国掳日劳工对日寻求正义的最终落脚点，从寻求判决书转移到了寻求协议书。
简言之，政治解决的核心就是：承认事实、谢罪、补偿。
今年3月，日本律师团发表了“全面解决提案”，主要内容包括：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对于在二战中把中国受害者从中国强掳至日本，在日本国内强制他们劳动的事实，要予以承认，并表明谢罪之意；为此，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要设立总额为1000亿日元的基金，包括向4万名受害劳工每人支付2万美金的补偿以及其他事业的各项开支。
据刘焕新介绍，尽管提案的最终蓝本尚未出炉，但上述基本内容已经确定。
这一解决方式是参照了德国的做法：2000年，德国政府和企业各出资一半，设立了名为“记忆、责任、未来”的强掳劳工、强制劳动补偿基金，这一基金向166万劳动受害者提供了补偿，总额超过7000亿日元。
“至于日本政府和企业各出资多少还未有定数，但其中一定要有日本政府。”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管建强说，“否则就不能称为政治解决。”事实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出资，正是这一政治解决方案的核心所在。
诉讼之门关闭
“日本最高法院的信号很明显，你们不要再来打官司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劳工对日诉讼拐点的到来，多少显得有些无奈，因为在此之前，是关闭的诉讼大门。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对“西松建设强制劳工”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宣布由广岛高等法院认定的“中国劳工原告胜诉”的二审判决结果无效，驳回中方的所有控诉。其判决书写道：“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第五条，中国人的个人索赔权已然放弃，在法律层面上，原告没有理由提出诉讼请求。”
“日本最高法院的信号很明显，你们不要再来打官司了。”王选说。
针对这个判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指出：我们对日本最高法院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对这一条款进行解释表示强烈反对，其解释是非法和无效的。
但管建强也指出，“中国政府并未对《声明》中的‘放弃’的定义、范围作出自己的解释。”据王选介绍，几年前，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的官方网页上，曾有过“中国放弃的不包括民间赔偿”的信息，但“后来网页就被删掉了”。
中国政府对于民间对日索赔曾给予积极支持，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对《声明》进行过司法意义上的明确解释，以说明民间对日赔偿请求权从来未被放弃。“这是对日诉讼多年来面临的一个现实困难。”王选说。多年来，民间对日诉讼一直底气不足。
日本政府的境地也很尴尬：全部认定当年犯罪事实，但拒绝承担法律责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前官员朱春立认为：“因涉及到国家形象，三权分立的日本法院肯定也要维护日本政府的面子。”
日本司法制度受英美法系影响较深，下级司法机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遵循最高法院的判例。根据日本最高法院的上述司法判例，不仅包括此案在内的一系列已进入司法程序、正等待判决的索赔诉讼会因失去法律支持无果而终，一些酝酿之中的新诉讼甚至可能因不被地方法院受理而无法立案。
但有意思的是，一年多来，日本各级法院并未停止中国对日民间索赔案的审理。今年4月21日，福冈高等法院就45名中国受害劳工索赔诉讼一案发表二审司法意见，要求日本政府及加害企业三井矿山公司和三菱矿业公司（现三菱原料公司）“对以和解方式解决问题给予积极的考虑”，并提出了和解劝告。
虽然日本最高法院关闭了诉讼的大门，但王选并不认为十多年的对日诉讼就是“失败”，“诉讼分为事实和法律两部分，在事实部分，我们是全部胜诉的，只是法律部分我们过不了那个槛。”
所有判决都承认了日本政府和企业当年的犯罪事实，并确认了历史责任和受害者的权利，“这就为全面政治解决奠定了基础”，王选说。在判决书的附页上，各级法院都做出了和解的劝告，“相关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责任问题已经达成共识”。
除了这些落实在字面上的成果，对日诉讼最重要的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日本人了解了日本政府和企业当年对中国人造成伤害的历史”。“每一个失败的判决，在日本都会有相关的报道。”朱春立说，“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对当年犯罪事实的承认，为全面政治解决形成了有利的舆论压力，这或许才是诉讼的意义所在。”
有了犯罪事实的认定，有了舆论影响，对日索赔的拐点逐渐浮现了。
不成功的“和解”
“这一索赔模式坚决不能成为今后中国受害劳工对日索赔所追求的模式。”
将掳日劳工索赔问题的解决从法庭转移到庭外，在民间对日索赔十几年的历史中，并非没有先例，最为著名的就是花冈案件。
2000年11月29日，在东京最高法院法庭的促成下，花冈受害者与日本鹿岛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鹿岛建设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5亿日元，一半用于对受害者、遇难者亲属的慰灵、抚养、治病及子女教育，一半作为花冈事件和平友好基金，建设中国劳工纪念馆等。
日本《每日新闻》的评论说，这一方式将为今后同类案件的解决树立典范。次日，新华社的报道也不无肯定。
然而，这一和解从一开始就争议缠身。
根据协议，每个受害劳工可以领到16000多元（人民币）的补偿。但直到今天，仍有超过一半的受害者和家属拒绝领这笔钱。
“这是一种侮辱”，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说，“这是一次非常简单的、不公开的、有欺骗性的”和解协议。原来，和解协议的最终文本，原告劳工事先并未看到，11人的和解未经过任何程序就最终成了代表986名花冈受害劳工的一揽子解决。
“和解当天，鹿岛建设发表声明，否认了虐待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王选对此极为愤慨，“否认历史事实，和解的基础就完全不存在，日本人花了5亿日元买断了花冈暴动的历史，多少年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花冈暴动这样的英雄事迹了。”
管建强副教授还指出，这份协议由救济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利害关系人进行担保，似乎是说明这5亿日元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救援，与法律责任、道义责任完全不沾边。“我们被耍了一下。”
王选觉得，这与当年缺乏经验有关，日本和平运动越俎代庖，与日本加害企业和解了。
对日诉讼中，达成庭外和解的还包括2004年9月的“大江山和解”。吸取了花冈和解协议的教训，仅限于6名受害劳工，每人得到了日本冶金工业株式会社支付的350万日元和解金。
不过，大江山和解中，距离当初“谢罪、赔偿、立碑”的目标相去甚远，被告企业没有承认事实和谢罪，甚至连道义上的反省都没有。管建强认为：“这一索赔模式坚决不能成为今后中国受害劳工对日索赔所追求的模式。”日本律师团团长高桥融也反对这一和解，“应该提到更高的水平”。
多年来致力于民间对日诉讼的中国律师康健女士提醒，必须要注意日本人“和解”和“解决”的措辞，她坚决反对用“和解”这样的字眼，“加害者请求受害者原谅，才叫和解，现在是我们受害者主动要求解决，如果再称‘和解’，道义上就低了，只能叫‘解决’，我们和日本道义上至少是平等的。”
而且，两次和解都没有日本政府的参与，而全面政治解决方案的核心恰恰在于日本国政府。刘焕新认为：政府的谢罪必须是第一位的，否则就会被人误解为我们就是为了钱而去的。
合力正在形成
能否有一个机构来帮助解决对日索赔问题，比如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该机构可以整合国内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避免王选所说的“一盘散沙”。
在诉讼大门关闭之后，王选认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也必须相应地调整方向。
而法律诉讼大门的关闭和两次庭外和解的经验教训，恰为全面政治解决奠定了基础。日本律师团尤其是成为这一方面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时，对日索赔问题也已然成为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各在野党都设立了劳工问题的处理部门和机构，甚至四处活动，征求中方意见。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面政治解决的目标已“卓有成效”。对日诉讼的拐点逐渐显现。
今年4月12日，中国受害劳工请愿团赴日，其目的就在于促成全面政治解决方案。在日本律师团的安排下，请愿团团长刘焕新分别与七八位日本的参、众两院议员座谈，“上午两个、下午两个”，四天行程被排得满满，其中也包括与六个中日友好团体及与三菱原料公司代表的会面。
请愿团的法律顾问付强律师解释说：“既然是政治解决方案，必然需要有政府参与，因此，最终方案将是日本国会通过的议案。”
刘焕新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众议院议员漆原良夫进行了四十多分钟会晤，“气氛相当友好”。漆原良夫对83岁的受害劳工王子安承诺：我们想办法在您有生之年解决这个问题。
座谈的对象还包括自民党的野中广务，这位卸任不久的前内阁官房长官亦表态，愿意积极支持这一工作。
有了这些政治人物在国会内的推动，刘焕新看到了政治解决的希望。这时候，日本律师也可以和企业交涉了，而以前他们根本不给回应。
据高桥融介绍，与三菱等企业的交涉很顺利，对方的态度很干脆：愿意拿钱来解决劳工问题，但有个条件——日本政府和其他企业也要这么做。事实上，有此意向的企业已不止一家，三井矿山公司也在此列。
为了迎来“拐点”，不能只依赖日本方面的态度。驻日大使馆原官员朱春立最近也正在向中国有关部门建议：能否有一个机构来帮助解决对日索赔问题，比如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该机构可以整合国内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避免王选所说的“一盘散沙”。
“你是软蛋！”
“没有日本人的帮助，我们甚至连一个官司都打不了。”王选和朱春立有着相同的认识：我们中国人对此都应感到惭愧。
毕竟，对日诉讼“拐点”是在别无选择的背景下到来，政治解决的方案也因此遇到争议。
“你是软蛋！”付强律师的手机上来了这样一条短信。这是9月17日，在山东济南的中国掳日劳工全国联谊会第五次会议上，付强肯定了政治解决方案的意义和现实性，但接着就有一位受害劳工代表对付强表示抗议。
付强理解反对者的心情，“协议书肯定没有判决书来得解气。”
所谓法律解决和政治解决的区别，说白了就是“判决书”与“协议书”、“赔偿金”与“补偿金”的区别。有个别劳工代表感觉这样的协议书不过瘾、“憋屈”，希望看到日本法官扯着嗓子喊日本政府和企业败诉才解恨。刘焕新的心里也曾有过不平衡：“这么明显的事实，怎么就讨不回一个公道？”
而管建强副教授对此的感觉是如鲠在喉，“可以接受，但肯定不是最理想的。”
他有着更深的担忧：政治解决方案一旦生效，“掳日劳工问题将划上句号。”这不仅意味着这些受害劳工将放弃对日的法律追溯权，理论上也将导致中国失去行使外交保护权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有可能造成谴责日本最高法院歪曲《声明》判决的声音被淹没。
但长达十多年的诉讼，已令受害劳工及其家属身心疲惫，让风烛残年的老人们在辞世前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说法，已成为众多致力于对日索赔人士的共同心愿。与会代表大多已经打破了曾经抱有的“幻想”，转变为更加务实的态度。
涉及日本的网络话题常常容易积聚许多反日的言论，但以反日闻名的918网站负责人吴祖康认为，目前，除非中国政府权威部门释法（《声明》），否则，考虑到诉讼的现实困境，政治解决方案是解决掳日劳工问题的最好途径。他还介绍说，政治解决方案早在2004年5月日本律师团律师就曾提出，但当时的受害劳工对诉讼仍抱有幻想。
在付强律师看来，政治解决并不丢面子，“是通过十多年的诉讼争取来的”。王选的评价是：我们别无选择，这也是一种胜利。
这位在对日索赔道路上拼搏了13年的斗士，对这一政治解决方案的赞赏毫无保留：再好不过了。“如果中国人连刘连仁(刘曾被强掳到日本矿山，后来逃进山中，过了十三年的野人生活。1996年，刘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这样的事件都不知道，谈何解决问题？”王选在济南会议上发出这样的质问。
王选道出的恰恰是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尴尬：尽管中日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每每总能挑起很多网络上很多的口水，但落实到从事对日索赔这样的具体事件上，并没有相应的机构，真正致力于此事业的人则少之又少。
王选，曾经被誉为“两个这样的女人就可以颠覆日本”的民间活动家，从43岁到56岁，13年间，中国依然只有一个王选。
“没有日本人的帮助，我们甚至连一个官司都打不了。”王选和朱春立有着相同的认识：我们中国人对此都应感到惭愧。
所以，只要受害劳工当事人自己同意，其他人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对于这一方案将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引起何种反应，王选的判断更为极端：没有人关心。
在朱春立看来，政治解决方案在中国社会能否被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政府谢罪的诚意”。她预测，即便是通过了政治解决方案，“谢罪”的具体表达仍将会有争议。
近来，日本国内政局的动荡也为政治解决方案蒙上了一层阴影，“节奏放慢了”，参众两会议员纷纷为政治前途忙碌，尚无暇顾及推动这一方案在国会的讨论，而且，他们也需充分了解中国政府和社会对于方案的态度。
“中国政府的态度很关键。”王选说，只要中国政府表示出积极的态度，政治解决的达成将更加容易。
在诸多从事民间对日诉讼的人士看来，一旦全面政治解决掳日劳工提案成为现实，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解决其他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中的索赔问题，比如细菌战、毒气战、重庆大轰炸等等，都将起到借鉴作用。“所以说，拐点的意义是双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