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些文字，听着歌曲中孩子们咿呀的合声，是如此的动人心魄，寸断肝肠！
《中国孩子》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 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是我听到的中国人用中国语言唱出来的最有力量的歌曲。他说的只是几个简单的事实，也许我们在各种媒体上看到过，知道一点点情况，当时也会有愤怒伤心，然后，就过去了。 不再去想那些孩子们的灵魂在哪里游荡。 今天，我把歌中唱到的事件的报道、资料搜索，仔细看了一遍，心中冰冷，愤怒，绝望，羞愧。因为我也是这中国人的一员。 一个人到成都调查李思怡事件的学者康晓光自费印了一本关于此事的书〈控诉〉，送给周围的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出版社敢给他出。他说，“我觉得，李思怡死于此时此刻，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这背后折射出的，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波澜不惊，如果我们只是活在一个狼窝里、蛇窝里，吃得膘肥体壮，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社会再繁荣又有什么意义？” “李思怡的死已经使我们肝肠寸断，但比这更可悲的是她并不是第一个，而且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才是李思怡悲剧的全部！”
与歌中所说有关的事实，河南的“艾滋村”和山西的黑煤窑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其他几个简介如下——
克拉玛依大火：
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市教委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举办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团专场文艺演出活动。全市7所中学、8所小学的学生、教师及有关领导共796人参加。在演出过程中，18时20分左右，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火势迅速蔓延至剧厅，各种易燃材料燃烧后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由于友谊馆内很多安全门紧锁，从而酿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的惨剧，死者中288人是学生，另外37是老师、家长和工作人员。 就在大火烧着的时候，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一名领导在台前喊：“不要动，让领导们先走!”在他的指挥下，观看这次演出的除自治区验收团20多人外，还有一名市局副局长、一名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女)、市教委、局教育培训中心、市局总工会等20多名副处以上的干部，以及场内工作人员迅速撤出火灾现场，他们中只有个别人灼伤(与上述领导同坐在一起的自治区教委25名同志，有过半的人死亡)。 一个侥幸逃生的5年级小学生自述—— “我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坐在剧场大约十七八排的位置上，在演出完第一个节目时，我想去解手，其实在一开始整队入场的时候，我的尿就憋着了。都怪我妈出门时硬给我塞了两听健力宝。 我去了剧场右侧的厕所，厕所洁白，有水龙头和肥皂洗手，空间很大。就在我回到剧场时，已看到舞台顶上有无数的火花往下掉，一个领导拿着话筒喊：‘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紧接着就拉了大幕。但接着大幕像是浇了油似的轰然起火，一股强大的气流把一些已站起来的同学冲倒。这时我便也向大厅挤。通往大厅的道路是个上坡，道上还有一条一条的防滑槽，跑在前面的同学摔倒了，后面的同学压上去又压上去，形成了一座人山，同学们哭呀喊呀地叫着。我看到很多老师拚命把孩子从地上拉起来，我校的老师冯利敏疯了似的把孩子们拉起来。但是倒下的孩子太多了。这堆人山几乎全都是同学们，他们都穿着演出服装，身体很单薄，但我还是看到有大人踩着这座人山从门里钻出去。我亲眼看到杨凡同学抱住了一个叔叔的腿，那个叔叔却一脚踢开了杨凡，他的样子真难看。杨凡同学咕噜咕噜从人山上滚下去……门口出不去，我就向两边的侧门跑去，跑时我摔了两跤，都是地上的同学把我绊倒的。两侧的门窗都未被打开，然而门窗上都扒满了同学。门是加了铁栅栏的门，窗也是加了铁条的窗户，十几个男女同学都扒在门窗上，把手伸出窗外哭喊：‘叔叔救我呀，妈妈救我呀——你们坏……’后来我知道这些同学们大部分都死在了门窗边上。这时我已被烟火熏得站不住了，我突然想到了厕所，便开始向右侧厅摸。我已接近厕所了，还有好几个孩子也向厕所摸过来，这时一个阿姨抢先进了男厕所，在领导席上我见过她。待我们拉门时，门却被反扣了，我们十几个孩子举着烧伤的手喊：‘阿姨，让我们也进去吧，阿姨我疼、我呛，让我们也躲躲吧。’我又说：‘阿姨这是男厕所，你进错了。’尽管我们怎么敲，门怎么也不开，一些孩子进了女厕所，女厕所门开着，烟也很大。我走投无路了，就抱头乱窜，真万幸，侧厅的门开着，并通向前厅。这里也是人挤人，谁知前厅的大门也封着。我想我完了，我想起妈妈和爸爸，我大声地哭，一边哭着还一边寻找着出路。我看到两米多高的一个窗户开着没有铁条，许多大孩子往上攀越，我也拚命往上爬，却怎么也爬不上去。就在这时，有一双大手把我举起来，我抓到了窗沿，我吸进了一口新鲜空气。我没有忘记回头看他一眼。我见过他，他是为我们拍照片的叔叔，是少年夏令营的学生辅导员。我看到，他把我送出来之后，也开始往上爬，爬到窗口时，他爬不动了，我眼睁睁看着他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没有撑住。他强壮而高大的身体缓慢而沉重地倒向剧场里边，他要是再使一点劲就翻出来了，哪怕倒向窗外也好。然而他把那点劲给了我……”
“后来我跟同学们带着鲜花和礼品到坟地里去过，我看到了老师冯利敏的坟，看到了同学杨凡的坟，不知他在九泉之下能不能原谅那个踢他的叔叔。我也看到了那个救我出来的年轻老师，遗像里他依然微笑着，那么安详，那么可敬，他叫刘志军，33岁。我也在电视里看到了那个独霸厕所的阿姨，她戴上了手铐。”
沙兰镇洪水：
2004年6月10日一场山洪和泥石流，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中心小学有105个孩子遇难。在〈南方周末〉未能发出来的报道中，记者写道—— 这次局地暴雨是从上游开始的，依次是和胜村、王家村、鸡蛋石沟村和沙兰镇。和胜村的支部书记、村主任和王家村的支部书记都向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打了报警电话，却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镇干部王庆涛接听了王家村书记郑灿会的报警电话，然后表示镇政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走不开，随后挂掉了电话。郑灿会再打电话时已无人接听，其后郑灿会又多次致电镇政府，一直无人接听。
按河道算，和胜村距离沙兰镇有20公里，村民们事后推测，洪水的到来至少花了2个小时。即便是对小学生来说，这也是一段充足的逃生时间。 镇党委书记黄明君错过了来自上游的消息，也就错过了挽救沙兰镇并挽救自己的名声的机会。
在黄明君被沙兰镇洪灾专案组立案侦察之后，村民们对他的毁谤达到了顶点。42岁的村民、死了一个儿子的王兴录说，这个书记脱离群众，一向不作为，到沙兰3年，“就整了3件事”：一次火灾，一次建筑事故，一次水灾。 2003年，黄明君调任此地。有据可查，第2年，这位身材高大的镇党委书记就因为村民提到的那起火灾受到了来自北京的批评。
2004年5月1日的一则新华社消息说，“4月26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治安村一村民住宅发生火灾，造成３人死亡。公安部消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此看出，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制不落实，安全生产制度不健全……仍是导致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
对于镇派出所，村民们的意见更大。村民们向本报记者反映，镇派出所里接听报警电话的人说，他们抽不出人手，“管不了”。
很多村民说，镇派出所的人总是忙于对无牌照摩托车的罚款，“每次罚200元，罚完了我们去办证，找借口不给办，完了下回再罚200元。”最让村民难以接受的是，就在6月10日当天，几个孩子的家长骑摩托车去学校接孩子，还被派出所的人截下了，不接受罚款不让通行，耽搁了这几个家长抢救孩子的时间。 在这次被村民们称为“谈判”的会议上，沙兰镇水利站站长刘明广向各级领导和大家解释说，洪水袭来的原因之一，是村民们乱砍乱伐破坏了大自然。遇难者代表反击说，乱砍乱伐的人是有，可是村民们敢吗，有权吗？代表们一度决定退出会议，宁安市委的一位领导因此把刘明广撵出了会议室。
村民们解释说，类似的令他们反感的论调，代表了镇上有关部门的一贯思维。令他们满足的是，镇党委书记和派处所所长被“抓起来了”。“这些孩子都有机会活啊。”张海霞的儿子贾志博死在了2年级的教室里，她说，“哪怕有一个有关的人说一句话，就能给这100多个孩子一条生路啊。”
在沙兰中心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最后一个能“说一句话”的人却做出了最后一个错误的选择。 赵国琴一再向人们重复她的故事。当天1点45分左右，她走进了一年级两个班合用的教室，大声喊了一句：“老师啊别上课了，水库开口子了！”孩子们被她的语气和神情吓着了，“哇”地哭成了一片。赵国琴拉起两个孙女要离开教室，往旁边一看，邻居家的小孩孙磊也在，就说，孙磊，你也跟我回家吧。
这时，一年级的两个班主任之一李萍（化名），既做到了一个教师的本分，也表现出对警告的轻慢。她用教鞭敲了敲讲桌，像平常一样对孩子们说，“坐下，坐下，家长不来谁也不许走！”
李萍没有向赵国琴询问是怎么回事。赵国琴领到了自己的孙女，也没有继续到别的教室报警。
留在一年级教室里的46个孩子，除了1个女孩之外，全部淹死在冰凉的泥水中，其中包括孙磊。
成都吸毒母亲饿死三岁女儿：
2003年6月21日傍晚，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西路65号院一幢的居民和往常一样在院里聊天、打麻将。几天来他们一直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来源。
找了许久，终于发现“臭味”来自三单元一楼25号。这里住着一名吸毒的单身母亲李桂芳和她三岁的女儿李思怡。他们想起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母女二人了，于是立即向家委会主任反映情况。家委会主任赶到现场，感觉事态不妙，立即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民警从阳台进入厨房，再经厨房进入客厅。进入客厅后，民警发现主卧室的木门的明锁扣被绿色毛线绳拴着。 民警将主卧室门上拴锁扣的毛线解开，接着民警试着推主卧室的门，感觉到有阻力，推开一半，发现门后有一具小女孩的尸体。
随后进行的尸表检验显示，死者“头发已大部分脱落……尸体高度腐败，腹部及四肢皮革样化，头面部、颈部及会阴部有大量蝇蛆附着……” 解剖检验也排除了李思怡因暴力打击致死和因中毒致死的可能性，警方、检察官和法官一致推断李思怡死于饥渴。 说到这里，看过现场照片的康晓光眼圈立刻就红了，他哑着嗓子嗓音颤抖：“惨不忍睹。” 一位网友写道：“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 警方、检察院、法院的事后调查显示，案情极为简单。 6月4日，李桂芳的两个朋友邀她一起吃午饭。她带上孩子，4个人一起吃了午饭。这是李思怡吃的最后一顿饭。此时大约是上午11时。 吃饭时3个大人商定去金堂县“找些钱”。之后，李桂芳先把孩子送回家。那几天李思怡正在生病，上午还到医院打过针，回家后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李桂芳用一条绿毛线绳拴住了主卧室的门，然后锁上房门出去了。此时是下午1点多钟。 到了金堂县后，李桂芳独自去了一家超市。她在超市偷了两瓶洗发水，保安向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报案。值班民警黄小兵赶到超市把李桂芳带回派出所。 凭着警察的职业嗅觉，黄小兵看出李桂芳是吸毒人员，提出要作尿检。黄小兵为此请示副所长王新，得到批准。尿检结果呈阳性。在第一份笔录中，记录着李桂芳告诉黄小兵，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无人照看。 黄小兵向王新汇报了李桂芳尿检的情况，并请示是否对其实行强制戒毒。王新再次批准。此时是6月4日下午5时左右。黄小兵也向王新汇报了李桂芳家里还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小女孩。 黄小兵还向团结村派出所核实了李桂芳的情况。这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与此案有关的第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在这里实习的成都市警察学校在校学生穆羽。
王新又请示当时金堂县公安局的值班领导吴仕见。王新给吴仕见的请示报告里写明了李桂芳家里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小孩，但吴仕见仍然批准了对李桂芳强制戒毒。这样对李桂芳强制戒毒的手续就齐全了。
晚上22时左右，城郊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押送李桂芳和另一名姓刘的吸毒人员去成都的戒毒所。李桂芳在第一辆警车上，王新做驾驶员。
据李桂芳自己陈述，她拉住车门不肯上车，哀求王新让她先回家安顿孩子。上车后，她仍不断地请求路过青白江时让她回一下家，把孩子安顿好了再跟他们走。她还请求王新给她二姐打个电话，请她帮助照顾一下孩子。但是，尽管李桂芳不断重复她的请求，就是没人理睬。
从金堂县到成都，青白江是必经之路。李桂芳对这条路很熟。当她发现车已经过了青白江时，开始用头连续猛撞车门。在这种情况下，王新终于同意给打电话。李桂芳告诉了王新她姐姐家里的电话号码。王新让同车的卢晓辉给李桂芳姐姐打电话。卢晓辉打通了电话，但是没人接。 王新又让卢晓辉查到了团结村派出所的值班电话。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接电话的又是穆羽。此时是6月4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这也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第二个与此案有关的电话。根据派出所的值班记录和电信局的记录，法庭确认了这次电话。 在这一事件中，团结村派出所两次接到城郊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他们知道李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李桂芳家里的情况，而团结村派出所距离李桂芳二姐家不足200米，距离李桂芳家也仅仅一个街区，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在戒毒所办理完各种手续之后已是6月5日凌晨。在王新离开戒毒所之前，李桂芳再次请求王新落实孩子的事情。王新说已经告诉团结村派出所了。 随后，王新等人返回金堂县，再次路过青白江时，同样没有停车。 第二天上午，黄小兵值班。上午9时左右，王新、卢晓辉让黄小兵再与团结村派出所联系，黄小兵回答说联系了。据黄小兵说，他给团结村派出所打了电话。但是团结村派出所不承认，电信局也查不到这个电话的记录。 按法律规定，黄小兵应该在三日之内将《强制戒毒通知书》送达李桂芳的家属、所在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但是黄小兵没有送。事发之后，人们发现，这3份通知书还躺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从6月5日上午直到6月21日傍晚，无论是金堂县城郊派出所，还是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都无人再过问这件事。 就这样，从6月4日中午到6月21日傍晚，三岁的李思怡一个人被锁在家里。 人们发现，门上有她的手抓过的痕迹，她的指甲有不同程度损伤，所有的柜子都有被翻找过的痕迹。她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柜。通过地上的痕迹，屎尿被小心地放在卫生纸里的状态看，这个小女孩一直在求生，并慢慢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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