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原本互不相识，只因抓小偷走到一起；他们没有执法权，但抓获了大量小偷；他们为创建平安桂林贡献了一份力量，却因风险保障机制和法律地位引发争议——
去年以来，桂林市一些市民纷纷加入抓小偷的行列。这些反扒人员来自各行各业，参加反扒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有的是深受小偷侵害、对偷窃行为深恶痛绝；有些是出于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有些出于对小偷行为的义愤；有的出于好奇；也有寻求刺激的。但他们有个共同点：都有正义感，都希望桂林有一个祥和的社会环境。
市民自觉参与群防群治
反扒联盟的组织者之一海浪（网名）告诉记者，反扒联盟的形成是“吴妈事件”引出的。
今年5月30日，桂林市民吴妈在阳桥发现迎面而来的两名年轻女子身后尾随着3名外地人。正当一名尾随男孩准备将手伸进年轻女子的手提包时，吴妈大声喊道：“姑娘，身后有小偷！”见行迹败露，男孩身后一名约十八九岁的男子冲上来，用手中的长柄雨伞直戳吴妈的脸，厉声骂她多管闲事，说完，竟将伞尖戳进她右眼。经诊断，吴妈的眼眶骨折，碎骨已进颅内，颅内出血，视神经严重损伤。
“吴妈很惨，一只眼睛瞎了。没有人证明吴妈的见义勇为行为，所以她没有得到社会救助。”说到吴妈，海浪非常难过。“吴妈事件”后，他决定加入反扒队伍。过去他曾要求加入反扒队伍，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参加民间组织的活动。
“吴妈事件”后，桂林反扒成员纷纷在网上贴出帖子展开讨论。大家为吴妈的见义勇为精神所感动，表示要以吴妈为榜样，加大反扒步伐。为了安全起见，大家商议联合行动，并互相留了联系的电话号码和网名。
第一次联合行动是6月3日，网友们通过QQ相约在桂林电影院汇合，以手中持一份报纸为记，大家自发上街打击小偷的嚣张气焰。
就这样，在吴妈事迹的感召下，原本素不相识的网友走到一起，形成了反扒联盟，协助警方进行反扒行动。他们在网上宣布，6月4日是桂林反扒联盟正式成立的日子。由于反扒联盟成员都有自己的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打击盗窃。行窃者摸准他们的行动规律后，开始同他们岔开时间作案，但偷窃行动已收敛了许多。
32岁的可乐（网名）也是被“吴妈事件”感动而加入反扒联盟的。爱人临产前10天，他仍参加反扒行动。今年以来，他亲手抓获的小偷已有20多名。
反扒联盟的大多数队员认为，自己生活在桂林，希望有一个安定祥和的环境。警力有限，而群众的力量无限。如果市民都敢于起来跟小偷斗争，形成群防群治的局面，桂林就会平安。
6月，可乐和反扒联盟队员抓获的一名行窃者竟是在武汉杀人后潜逃到桂林的凶手。他们将情况反馈到武汉反扒联盟后,武汉警方根据线索在桂林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反扒联盟只有3名女队员，她们主要负责内勤和组织工作。漫步（网名）负责审核成员资格，因为申请加入反扒联盟的网友很多，网上注册已有100多人，经常参加活动的有20多人。
“考虑到网络的虚拟性，我们对成员审核很严。行为过激、缺乏自制力的人，我们都不吸收。家庭经济困难、没有固定收入的也不吸收。因为抓小偷是有危险的，万一伤了，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医药费怎么办？我们把成员分为行动组和外围组。行动组直接参加行动，成员一般较成熟，有固定职业或经济来源，处事冷静。不成熟的，则编在外围组。家里不支持的，也只能在外围组。我们想让反扒联盟健康发展，切实为建设平安桂林尽一份力。因为桂林是大家的，如果谁都不管，就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海浪说。
随着这支民间反扒队伍的不断扩大，为对付日益猖獗的小偷，反扒人员逐渐走向联合，形成了联盟。他们不再各自为战，而是集体行动。他们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同时，广大市民也开始为他们的安全担忧。
“9·30”事件凸显管理软肋
9月30日，市民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反扒联盟成员在抓住5名正在行窃的小偷后，遭到数十名手持凶器的小偷追杀，1名反扒成员惨遭毒殴，身负重伤。民警及时出警，这位反扒成员方幸免于难。
据了解9月反扒联盟得到消息：在桂林安营扎寨的小偷又从家乡调来一批人，新的小偷已抵达桂林。大家商议，在国庆前夕的30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反扒公益行动，捉现场，将小偷送进公安机关，这样，市民就可以过一个安定祥和的中秋佳节，也让慕名来桂林的游客度过一个平安的假期，对桂林有一个好的印象。
当天上午，反扒联盟成员在王城商场附近与5名正在扒窃一名女士提包的少年相遇。反扒联盟成员当场抓获其中1名正在作案的小偷，其余4名小偷见状逃窜。反扒成员乘车赶到西门桥小偷居住地点进行守候。半个多小时后，跑掉的4名小偷被反扒成员发现。反扒成员迅速上前将4人制服并报警。“110”民警来后，将小偷押上车。这时，西门桥头聚集了十几名小偷，他们手拿菜刀、木棒、水管等凶器，试图冲过来解救被抓的同伙，被两名警察制止。
“110”警车走后，5名反扒联盟成员走至桃园大厦附近，突然，一伙小偷打的冲了过来，接着又从西门桥方向冲出一伙手持菜刀、粗木棒和钢管的小偷。小偷们叫喊着，向5名反扒成员围堵过来。反扒成员只好分散跑开，并电话通知其他成员增援。
“我跑进附近一家美容院躲藏，但美容院的老板把我赶了出来。我急忙钻进一辆的士车，但司机不敢开车。我在车里把车门锁住，把玻璃摇上。小偷们不敢砸车，我才躲过一劫。”海浪说，“现在想起还有些后怕。我当过武警，知道该之字形奔跑。飞过的一把菜刀直插进路边的一个广告牌。”
5名反扒成员中，一人顺手拣了根木棒与小偷奋力搏斗逃出，其余躲藏后侥幸脱身。但是一位来增援的反扒成员与小偷遭遇，逃跑时不幸跌倒，被追上来的小偷围住殴打，被送进医院时，全身皮开肉绽，手骨骨折，颅脑内出现淤血阴影，头部肿胀变形。幸亏医院抢救及时，他才脱离生命危险。
事情发生后，桂林反扒联盟在网上帖子表示：反扒不会停止，希望各界人士能够继续支持。
“这些小偷多是未成年人，依法警方不能关押，但用教育和警告的方法又无效，因为他们听不懂普通话。当然，有些是装作听不懂。他们的话我们更无法听懂。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抓了放，放了又抓，没有其他办法。这些未成年小偷基本不敢对年轻男子下手，怕挨揍，作案的对象主要是妇女和老人。这使得市民更加愤怒。”一位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公安基层领导说，“作为警察，我们只能告知群众提高防范意识，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群众便逐渐自发起来对付这些的小偷。”
众说纷纭民警深感忧虑
“9·30”事件引起了有关部门对如何引导群众自发起来与不法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治安行为的深思。
“9·30”事件发生后，桂林市民议论纷纷。
“抓小偷那是警察的事，老百姓也去管闲事多危险。”一市民说。
“小偷早认识片区警察了，看见警察就躲得无踪无影。群众不参与反扒，小偷怎么捉得干净？”另一市民则持相反意见。
反扒联盟的法律顾问“漓江农民”（网名）说：“反扒联盟成员的行为是合法的。《刑法》规定，群众对正在实施犯罪行为的嫌疑人，可以扭送公安机关。我在深圳一家律师事务所服务了3年，亲眼目睹一劫匪抢劫一女子，女子负伤呼救，但来往人群如流却没人敢理睬。对小偷，更多人是视而不见。但在桂林不同，无论在街上还是在公交车上，只要小偷伸手，就会有人出来制止。就因为这样，我回桂林后，迫切要求为反扒联盟服务。平安建设仅靠有限的警力是不够的，社会治安应该依靠人民群众，群防群治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过去，桂林八里街开发区的扒手很猖獗。去年，一些年轻人利用业余时间抓扒手，抓了就扭送派出所。现在，那里的小偷少多了。”一位办理盗窃案的检察官说。
一名警察对“9·30”事件却深感忧虑：“抓小偷是警察的工作，群众没有受过专门训练，赤手空拳，而歹徒身藏凶器，出现伤亡怎么办？如果成了植物人，这笔巨大的开支谁来担负？还有，反扒成员没法阻止群众打小偷。群众本来对小偷就痛恨，一旦控制不了局面，愤怒的群众把小偷打死了，这个法律后果谁来承担？”
而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则说：“过去警察没这么多，也没有这么多的治安案件，那是因为有群众基础。每个人的眼睛都在盯着，小偷手一伸就被捉，哪还有机会、有胆量去作案？现在，桂林市的群众已经自发起来跟坏人坏事作斗争了，这应该是一件好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靠的就是群防群治、群策群力。问题在于，在新时期里，有关部门对群众的积极性如何加以引导，并建立一套激励和保障机制。目前，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