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人民广场，张先生拉着女朋友的手：“我请侬吃饭！”女友眼睛一斜笑得很嗲：“随便侬呀。”张先生讲：“格么，肯德基好口伐？”女朋友又是嗲溜溜地一笑：“侬老幽默格。”张先生被伊笑得来心多跳了一跳：“听说大剧院下头新开的马克西姆蛮灵格……”女朋友再一笑：“随便呀，我是不挑的。”坐在马克西姆里厢，虽然张先生面孔有点发青，手心有点发汗，脚底有点发软，但是他有一个梦想：女朋友的身材很窈窕，张先生望着她吃不落多少东西。菜单过来后，嗲妹妹可爱地皱皱眉：“讨厌，人家来减肥呀，我只要一杯冰水……”张先生心里暖乎乎的，眼泪水差点落了下来。
“嗲”是“好”的同义语，体现出上海姑娘的教养，包括了一个女人的娇媚、温柔、情趣、谈吐等，是一种特有的魅力。恋爱中的上海姑娘尤擅于此，既要显示自己超凡气质，但在关键时刻又与人为善，给对方留面子，上海姑娘的这种“嗲”令多少男士柔肠寸断，怜爱不已。
有一日，小李路过一家削价商店，硬是被营业员拉进了店里。全是世界名牌，买一送三，还人人有奖。小张想：“格记我踏着便宜货了。”不多会儿，他捧着一大堆衣服心满意足地走出了店门。回到家里向老婆吹嘘自己得意的经历。老婆铁着脸告诉他：“迭格都是大兴格，侬上当了。”晚上，小张翻来覆去，越想越后悔。这种被“斩”的痛苦，大概每个上海人都碰到过，不过，被“斩”了无数刀之后，现在的上海人可谓身经百战，以至于现在的商家居然也在抱怨被顾客“斩”了一刀。
小张的科室里来了一位新的领导，新官上任三把火，严令从明天开始上班迟到者一律受罚。年轻气盛的小张不理这一套：“睬伊来，刚刚来就想斩阿拉一刀，想啊勿要想！”第二天，小张照旧一觉睡到天光大亮才来上班。扣一半工资并要写检查的通知已端正地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小张失去了往日的潇洒，同事幸灾乐祸地嘲笑他：“斩的，就是侬格种冲头。”现在去商店买东西上当受骗，也叫“斩冲头”，不过这已经是后来的引申义了。
要想被上海人称为“模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倒不在于他的钱有多少，关键是他得具有超人的胆魄和精明过人的头脑。我认识一位原本两手空空的仁兄，他借了一大笔债去炒股票，在风云变幻的股市里他毫不手软，把所有的家当都赌上，逆大势而行之，结果买中了一只黑马股，大赚一票。正当人们为他心惊胆颤时，他还不罢休，远赴北京炒期货，把所有在股市里赚来的一千万都投了进去，但结果赔得一分都不剩。尽管这样他还是不罢休又在借钱做更大的生意。这可真叫“玩的就是心跳”，当然你得玩得起，玩得起，而且成功了“侬就是只模子”。
上海人关于“模子”的说法还有许多，“打桩模子”指的是那些混不好瞎混的人，比如有种人老站在银行门口逢人就问“外汇有口伐？”，因为是像根木桩似地站着，所以就叫“打桩”，是“模子”的起步阶段。上海人最怕碰到的是那种“空心模子”，因为他们往往徒有其表，“只会得掼（甩）榔头”。 朋友，帮帮忙
小罗好友老李从北京来，小罗请他在新锦江吃饭。老李的心里想：“小罗真够哥们儿，在这样高档次的饭店里为我接风。”
晚餐用毕，老李出于客气，掏出了皮夹，他心里知道小罗是不会让他付帐的。没想到小罗看到他掏出了钱，脸立刻板了起来，说：“朋友，帮帮忙噢！”老李连忙把一叠钱塞入侍者的手里。
更让老李不明白的是回去的路上，小罗倒开始埋怨起老李来，“刚才你付帐，分明是瞧不起我嘛！”“你不是钱不够吗？”老李不解地回答，“还叫我帮帮忙。”
小罗恍然大悟：“老兄，上海话里‘帮帮忙?的意思是‘千万不要这样?。我是不让你掏钱。”
上海人词不达意，唯有行为本身才是算数的。文／张军
北京人爱听相声儿，上海人爱看滑稽戏。对滑稽上海还有一种说法叫“噱”，一天，马路上一老汉骑着黄鱼车在马路上飞驰，左手高高地举在空中，不停地旋转着，作救护车的旋转灯状，嘴里还大声吆喝着模仿警灯的声音，威风八面地让路人让开。大家都以为他是个神经病，退避三舍。交警忙把他拦了下来。
“谁是神经病？”车夫舞了舞手说，“我这是当救护车顶上的那个闪闪发光的急救灯用。”交警哭笑不得，“那你怎么没牌照，还一路乱闯，今天要扣了你的车。”“不行，你没看到我车上还有病人嘛，要急救的。医院就在前面，还有几十米，我一定要过去。”“不行，就是不行。”上海的交警可是十分认真的。双方一直僵持不下。最终，交警只好打了个的，把病人送到几十米外的医院。同样幽默，上海人是动作语言并用，光听是听不出效果的，得看。
过去，北方人总是说上海人小气，为了一分钱的一根葱还要讨价还价。不过，现在花钱如粪土的上海人可谓多如牛毛，别说是一分钱，就是一百块钱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一个小“粒头”，一万元也不过被称为“一只米”。于是，“抓粒头”、“抓米”取代了一度流行的“扒分”，成为赚钱的别称。我们常可听到这样的对话：“哎，老刘，最近来做啥？””哎，抓米呀！还能做啥。”“摇帐好口伐拉？”“一般性，一年就大概十只米。勿多。昨日，麻将台上搓搓就一只米去塌了。”现在，论起赚钱和花钱，大概没有比上海人更在行和豪放的了。单看看全国上下，从日美俄到南斯拉夫那些无孔不入的上海货就知道上海人抓米的本事了。
上海人挺要面子的，爱赶时髦，紧随潮流，尤其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塌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大家总是认为那些在国营大企业工作，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的人是最“扎台型”的；到了今天，最好你得会几门外语，在奥菲斯做做白领。
不过，上海人的“扎台型”不像北方人的“拔份儿”，他不想过于招摇和张扬，“台型”无非就是面子，现在的上海人更注重和时代接轨，既要做到不落伍，但又不可太出风头。复旦就读的林兄在’９９财富论坛大会期间担任接待工作，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操一口流利的法语，还通晓几门其它外语，频频在世界５００强的那些商业巨头左右亮相，潇洒自如。人们赞叹道：“这是帮阿拉上海人‘扎台型?。”
在上海，很坦然地说自己“不忙”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如果这样说，就意味着自己没有“花头”。
有个朋友生活很有规律，工作也很如意，总处在不紧不慢之中。可是近年来他明显觉得“不够忙”，原因是周围的同事朋友似乎都上窜下跳，腰中的拷机响个不停，“忙”得连接电话的时间也要控制。他大概被这种“忙”的氛围所刺激，因此很希望桌上的电话能经常响起，腰上的拷机能隔三差五地震动。然而他很失望，他的电话、拷机总不热情，响得很少。无奈，他只能叫自己的老婆儿子没事就多打几个电话或拷机给他……这样他就“忙”了起来。于是同事们再也不把他看作一个老老实实干活儿的人，对他刮目相看：原来他在外面也有“花头”！他们流露出了羡慕的眼光。他不禁得意起来了：我很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