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十面埋伏》里埋伏着张艺谋的职业道德
《幸福时光》在艺术和票房上的惨败两双让张艺谋不务正业地去搞了芭蕾舞《大红灯笼高高挂》。此后，他就着重在票房上下工夫，才有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张艺谋说，他必须每年拍电影，因为跟着他得的那几十几百口子都要吃饭啊。
记得王朔在写出那本让他停笔的《看上去很美》之前曾经感叹说，拷，我终于能为自己写作了。看来大腕儿们的苦衷还挺一致的，都有生计（有时是自己的，有时是别人的）之忧啊。
《十面埋伏》让张艺谋的艺术道德丧之殆尽的同时，又突出显示了他的职业道德。上对得起投资人——新画面影业，下对得起那些和他一起起早摸黑的电影工作者们，中对得起那些价码颇高的参演明星们。
《十面埋伏》的出品人张伟平说他看了《十面埋伏》后就知道这部电影如此多的破绽非要借助大型包装形式不可，否则就会血本无归。于是《十面埋伏》大型晚会如期上演，片花继承了《英雄》的华美，而《英雄》里的破绽是不是也被发扬光大了呢。
具体的破绽这里就不赘述了，大家有目共睹。很多进电影院看《十面埋伏》的观众，要看的便是这样的破绽。没想到破绽也能成卖点，张导着实了得。这么破绽百出的电影作品到底哪里埋伏着他的职业道德呢，就是在那些艺术道德倒下去的地方。
三十二、贫嘴张大民，新时代的阿Q
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贫嘴张大民是个生动的人物，甚至能觉出他的唾沫星子会落到我们脸上。他似乎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和我们一个饭馆吃饭、一个单位干活、一个菜市场买菜、一个洗手间抽烟。
但这个人物已经不是我们当中一般的一分子了，他可说是现时代的阿Q。他的衣着一如阿Q那般简朴，但他的嘴皮子却相当华丽。他把京味儿那点儿精髓给吸个精光，而后非常奢侈地稀释-释放到可以达到的视听空间里。说这稀薄的髓雾就是鸦片，似乎有些不够厚道。但要论张大民这个人物的社会意义，却是能好好分析一番的。
像鲁迅笔下的阿Q，生长在绍兴水乡，孤苦伶仃，受人欺压，随时想到翻身。他到处寻找革命党，想通过咸与革命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但假洋鬼子不许他革命，不许他加入党组织，这让他的灵魂异常痛苦，只得每日依赖着精神胜利法过活。想阿Q如真的像秋瑾那般成了革命党，他的精神胜利法或许就变成了什么主义。
而张大民呢，身处一个大家庭，又是长子，上老下小，责任重大。而他却没有丝毫的进取心，每日倚赖着贫嘴过活，还特别有精气神，不惜以自残来吓退邻居的攻击。苟且偷安，这是他的基本生活态度。态度决定一切，也决定了他的嘴皮子。
他的嘴皮子在一次次事件后越来越溜，达到了庖丁解牛的水平。他总是能找到自我解脱的道理，不用儒不用道，倒是很有佛家的风范。一切重的事物在他嘴里都变得轻飘飘，一切轻的东西到他嘴里都凝重得无以复加。他的贫嘴十分自然而然地颠倒了轻与重的概念，也使得他的人生变得无足轻重。
因而可以说，张大民虽然不是精神胜利法的发明者，但他却把此法运用到一个连阿Q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他是精神胜利法的集大成者。假设作家刘恒真的是想给中国文学史提供一个可与阿Q比肩的人物，那么至少他的这个想法还是很了不起的。但愿如此。
三十三、历史就是这样被浪费的
中国历史不可谓不悠久，其中的影视素材不可谓不丰厚。然而我们的影视工作者又是如何来开发利用这一座富矿的呢。皇帝戏满天飞，奴才遍地皆是。不反抗专制何以长久，不反思人性何以卑微。套用陈腐模式，只把这当作可供娱乐的情节。
《汉武大帝》里的陈宝国，以为演了回汉武帝就可以气指颐使了。是入戏太深，还是万岁情结太重，二者都有吧。汉武帝实行中央集权，禁锢思想，制裁董仲舒，这些都被当成事迹来演绎。那些董仲舒的学生，和孔子门生风骨迥然，对老师的思想毫不理解。
在这样的戏里，一切都是按照王道的规律和权术的规则来排演。纵然戏中有人物去反抗汉武帝，那也是按照同样的规律与规则。难道在汉武时代，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人性来发言吗，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生命的价值凌驾在皇权之上吗。
那么，我们能不能虚构一个这样的人物呢，有了这样的人物就是不尊重历史、就是戏说历史了吗。最后，司马迁竟然匍匐在汉武帝面前歌功颂德，实在让人不忍看下去。这，就是忠于史实吗。
《铁齿铜牙纪晓岚》是一出皇帝与大臣相互取乐的戏。乾隆大智若愚地玩弄权术，把忠臣和奸臣一起玩弄于股掌。和珅善于谄媚，又工于心计，和纪晓岚争风互有胜负。纪晓岚故作忠臣状，其实乾隆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忠臣。三个人又一起把中国的那些国粹国学玩弄一番，再以女孩子为调味品，哄成一出热闹。
这里需要着重分析的是纪晓岚这个人。他很博学，是四库全书总编，也很忠心于乾隆。但在乾隆眼里，他与和珅一样都是奴才，都得服务于爱新觉罗氏。和珅于内心时常表达出一种为奴才的痛苦，而且还当着纪晓岚的面儿一吐为快。而纪晓岚只知一味地骂和珅，时刻提防和珅，经常整治和珅，却从来没有表现出为奴才的那种苦来。先不论其形象塑造的单薄，只就其思想上的不能自拔已经输给和珅。
《雍正王朝》歌颂了一位为江山鞠躬尽瘁的皇帝，吐血而亡，很可能是要影射当下的改革人物。我不禁记起还有一出戏，写慈禧（丛珊饰演）竟然看着看着奏折无疾而终。我想编导们这样毫无吝啬地去歌颂一位清皇帝，也是无奈之举，否则又能写什么呢。难道表现皇帝的残暴吗，毕竟是有作为的皇帝啊。
这里，我们实实地遇到一个症结，那就是如何来表现皇帝。作为历史上出现过的皇帝，只要他还算正常，无不是为了维护皇权。如果影视剧只一味展示这些权力斗争，虽然人物各有千秋，其实质不过是重复历史、重复那些已经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难以有超越。慢慢地，观众也会腻烦。
而目前的历史题材剧就是这样，汉皇帝和明、和清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简直就是一个朝代。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说话、他们的情态也没甚分别，反映出影视工作者根本就不具备历史深邃的眼光，不能把每个朝代、每类人物演绎到骨子里去。往更深里说，是思想的缺陷导致了这一切，是对历史古板的理解导致了这一切，是不能以人性的光辉照耀历史的尘埃导致了这一切。
有意思的是，这些历史剧还有一大特征，便是用主题歌来表达其中心思想、赞美其主人公。像《汉武大帝》主题歌，说汉武帝把一生心血献给了中华大地，大地上的鲜花象征着一个民族永恒的春天。实在可笑到了极点。这歌要是被项羽听到，肯定得复活与汉家再争高下。
只有一部名为《走向共和》的电视剧，还算是接触到一些本质问题。它描写的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在当了临时大总统后，首先做的，便是在临时约法里限制自己的权力。在他看来，什么是革命者呢，革命者首先要革自己的命。这才是民主的开端，也就是倡导民主者首先要限制自己的权力。
但当后来孙中山决定实行带有独裁色彩的新制度、每个党员都要效忠党魁、还要按手印，黄兴出来反对，导致了国民党的分裂。孙中山这个人物塑造得相当复杂，也极大地提升了这部电视剧的思想水准，是我看过的思想最为深刻而生动的一部戏了。
三十四、当观众比演员更幽默
人人都有幽默的细胞，只是有的是职业的，有的是业余的。职业的幽默被叫做“相声”，号称是“笑的艺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是说学逗唱。说练的是嘴皮子，很少能见到很幽默的绕口令。学是模仿世间万物，容易有很滑稽的段落。唱是练一副好嗓子，基本上不涉及幽默。逗是抖包袱，也就是玩儿幽默。
但并非围上个场子就一定能幽上一默的，这违反了幽默的发生原理。经常性地，幽默就沦为了滑稽。
渐渐地，相声演员把滑稽当成了幽默。于是更加滑稽，直到以自己的搭档为人身攻击的对象。互相喷唾沫星子，给搭档下绊儿，讽刺搭档的长相，贬损搭档的亲属，人身攻击也被当成笑料。
如此滑稽的相声虽然也能引来笑声，观众却是在笑演员的滑稽和低能，而不是别的。或者说，这样的笑声是观众的下意识反应，要不然就得起一身鸡皮。
在剧场里要想逗观众乐，也不一定要靠幽默。在剧场表演的好处是可以比较随便地表演，有些二人转的意味，可以说些稍带黄色的段子也没问题。不像电视上那样，被各个部门审查之后才能播出。黄色小段儿和粗口又出现了，这是比滑稽更滑稽的一个层次。
观众在黄段子当中笑，是为了掩饰其低俗，是为了让剧场里的气氛不至于凝结成尴尬。演员不能自知，以为是自己的幽默打动了听者，反而更为卖力地贩黄。像在周末相声俱乐部，我只去过一次，却能听到开乳罩玩笑的相声，不虚此行啊。
相声演员下场前的最后几句也很重要，是最难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的好坏，能充分看出他们的作品是否经过了仔细雕琢和费尽思量。遗憾的是，大部分相声都是在俗套中结束了滑稽的表演，有的竟然像电视剧的某一集那样毫无前兆的结束了。这样的安排让观众在对相声失望的同时，更加深了对演员的失望。
如今很多主持人的脱口秀相当精彩，远远高过相声演员在平时的谈吐。从后者平时那些庸俗熟练而又无趣的讲述中，我们就能看出，他们虽经专业训练，却没有练就信手捏来的技术，更谈不上现卦和“脱口相声”。
他们对先进科技的掌握以及世界政治的认识，和普通人无二。他们还活在传统的圈子里，不懂得幽默的本质是令人惊奇的创新。他们只会胡乱创新，根本不顾及形式与内容的协调，也就更加滑稽。
这跟相声的传承制度有关系。这种拜师学艺的方式使得相声不仅仅土，更要命的是传统的程式被一代代深入骨髓地继承下来。于是，我们见不到大气磅礴的相声能打动人心，我们也看不到讽刺现实的相声能深入人心。
我们可曾听到过谈论世界政治风云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说孔子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涉及航天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关于电脑意趣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三农问题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民主海选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环境保护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天文地理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保护民俗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关于可可西里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讲科学家故事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讲述缉私的相声。
没有啊，那些相声演员在这么多“没有”面前却已经不务正业了。
这里还有个问题：
如果观众比相声演员还幽默，那么后者该怎么办呢？
三十五、马路边的一分钱
小明从马路边拾起一分钱，交给了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问：“你交给我了，我又交给谁呢？”
小明说：“我交给你了，我就不管了。我完成任务了。”
警察又问：“你完成什么任务了？”
小明说：“老师说的，‘捡了东西要交公。’”
警察说：“孩子，光交公是不够的，还要明白为什么。”
小明说：“我知道为什么，为了培养拾金不昧的好品质。”
警察说：“对呀。一分钱虽小，培养了好品质可了不得。”
小明说：“叔叔说得真好。丢了一分钱的人，是不会回来找的。但是，捡了一分钱的人，找回了很多很多。”
警察说：“小朋友你说得真好。”
小明说：“希望叔叔用好这一分钱，培养更多更多的人的好品质。”
警察说：“小朋友，我一定牢记你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小明说：“老师说，‘做好事不应该留名。’叔叔再见。”
警察说：“小朋友再见。”
警察看着小明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多懂事的孩子呀！”
说着，他把那一分钱又扔回了马路边。
远处，几个放学的孩子正朝这边走来。
三十六、当话剧也变得时尚
林兆华开创了中国的小剧场话剧，后来被孟京辉发扬光大。后者超越了前者，也使话剧变得很时尚。前者依旧坚持着话剧理想，虽然也在时尚中冲浪，但票房依旧很惨。
孟京辉继儿童剧《迷宫》之后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了新话剧《琥珀》。编剧还是廖一梅，孟的妻子，《恋爱的犀牛》也是她杜撰的。
孟氏话剧有着十分明显的特征。姑且不论这些特征是不是移植自国外。其特征之一是比较荒诞。其特征之二是音乐歌曲助兴，运用各种姊妹艺术形式并加以改造。其特征之三是布景的后现代风格。其特征之四是孟廖式的语言组合和各种知识的奇妙灌输。其特征之五是情节比较简单，以各种插曲（小情节）来表现。《琥珀》再一次表现了这些特征，讲述了一个现代中国版“唐璜”的故事。
在演出完毕后孟京辉上台来说，《琥珀》在香港是彩排，在上海是预演，在北京才是正式公演。想必大多数来此观看的都是受了媒体的教唆，被孟氏话剧的花里胡哨所吸引。那天的保利剧场上中下三层观众席宛如大学里的集体宿舍，很多人站着看。可见宣传力度之大，这是孟京辉的拿手好戏。
而我辈早已是戏虫一般，对于这种明显带有拼凑痕迹的剧情不能恭维。纵观此剧，了无新意。它实在不能和《恋爱的犀牛》相提并论，男女主人公的恋情也完全落入某种悲欢离合的窠臼。过多的多演员表演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显得非常混乱。那场多床戏也没有演得尽兴，看的尽兴，草草收场。那个摇滚歌手的表演更像插科打诨的臭虫，是严重的败笔。用银幕上的电影片段来诠释剧情的手法，当初古榕在《孔乙己》里已经使用，它们都属于多此一举。
孟氏话剧已经是一个时尚的标签，有着一切时尚该有的那些特点。上演之前的宣传，类似国军追击红军时的狂轰烂炸。还要访谈主创人员，交通广播里有时能收听得到。以前的孟氏话剧，是在小剧场。现在则换到了最豪华的保利，这里的票价也最贵。在孟氏话剧里，最大的大牌儿当然是孟京辉。只是《琥珀》已经没有孟氏的气味儿了，除去调侃还一息尚存外。
话剧，至今和我的朋友们提起这个词来，还有人以以脸严肃对严肃艺术还以颜色。啊，话剧曾经是那么严肃。《茶馆》，《狗儿爷涅槃》，《龙须沟》，《推销员之死》，《阮玲玉》，《原野》，《蔡文姬》。这些虽然经典然而相当严肃的话剧根本就不能让年轻一代焕发出时尚的激情。
然而沧桑巨变，那些一脸严肃的朋友已经大大地落伍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化公司加入到这一行当中来，尤其是小剧场话剧，可以受到短平快的效益。
各个文学经典被改编成话剧，有莫言的《霸王别姬》（比较火，说是话剧三部曲之一，但另两部一直没出来）、石康的《晃晃悠悠》（很逗，惟妙惟肖的大学生活）、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温情脉脉地）、萧红的《生死场》（场面火暴）、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写得臭，演得也臭）、歌德的《（盗版）浮士德》（很奇特的观赏感）、鲁迅的《故事新编》（林兆华导，票房很惨）。
话剧市场一片繁荣，每晚平均有三场话剧在北京的大小舞台上演。明星们有些本身就是话剧演员出身，有些客串演出，有些当起了票友（当票友最多是模特和主持人）。他们把话剧舞台当成了和观众亲密接触的媒介，水平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但都很认真地把这种高雅艺术涂上时尚的色彩。如果经营策划得好，一出话剧赚个几十万没什么问题。这比电影的风险小多了，而且门槛低，几个人合计合计租个场子就可以鸣锣开练了，尤其是小剧场。
相对于荒漠化的各地话剧市场，北京可算极度繁荣了。这当然要归因于北京特殊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底蕴。而更重要的是商业的参与，才从话剧中提炼出诸多的时尚元素，如：
搞笑 这个特点北京人艺已经在很多剧目里实验了，直到孟京辉发扬之后才蔚为壮观，当然京味儿文学的贡献也不能抹杀；
迷离 利用灯光制造特殊氛围，有似夜总会、有似卧室、有似洗手间、有似初恋之夜，《恋爱的犀牛》在这点上做得非常棒；
无情 胜过煽情，这也是《淡了，添点韭菜花》失败的原因，它的主演瞿颖根本不会煽情，倒不如此时无情胜有情；
模拟现实 越逼真越好，就像何炅在《爱吃麻花我就给你拧》中表现的那样，一会儿装香港歌星腔，一会儿做足球明星状，一会儿玩儿成作家老爷爷，一会儿又成了秦始皇。
无意义感 这点最重要，即使有意义也不要让观众看出来，把它留给评论家好了。
三十七、隐私就是保鲜膜
啥叫“名人的隐私”？
名人作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本来没有隐私。
但名人也是人，是人就该有隐私。
这就是名人的隐私悖论。
名人的隐私也是一种消费品，是名人这个消费品衍生出来的，属于副产品，可能对社会会有副作用。
名人的隐私是一种特殊消费品。它不摆在货架的最显要处，而是放在仓库里，不时拿出一点儿来。它不以质量取胜，而是以出人意料博得价值。它自身并无多大价值，而是为了使名人更像个名人，这才是它的价值。
一般人的隐私是无名的隐私。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可以叫“无名烈士纪念碑”。一般人的隐私也就是人民的隐私，以无记名的方式组成民俗史。
而名人的隐私，它是名人的副产品，更是给名人镀上的一层保鲜膜。也许名人的社会价值、媒体价值、商业价值正在于有了这层保鲜膜。
三十八、视觉艺术的重复收费策略
《大腕》是个孙猴子，一出世就骇了娱乐天地。《大腕》确实大，制作大，排场大，导演和演员名气也大。排戏在紫禁城，办丧事在太庙。真是以大开始，还要以大收场。一年下来，就数《大腕》让中国观众感到了大手笔和大气魄。孙猴子不仅有七十二变，他身上还有数不清的猴毛。孙猴子仙气一出口，猴毛就变成了无数的小毛猴子。于是有了盗版孙猴子，盗版之多只要数数孙猴子有多少汗毛就知道了。
《大腕》的VCD版也出来了，据说是为了打击盗版，只卖人民币十五元。如此便宜的正版，让人垂涎。恐怕以后这样的事还会多，只要不想着紧跟时代，落后一二个月的，满可以买个正版碟回家看，就不必踩着点儿到影院去了。虽说关着灯和素昧平生者一起做梦也是一种享受，可自己关起门来一个人做梦也没什么失落。但我还不满足，就在床上辗转悱恻，终于有了一个大梦。这个梦太大了，折腾了我老半天。我梦想着进电影院再不用买票，电影院二十四小时轮番地放《大腕》，人们随到随看出入自由。
以下是我和一个网友的对话：
这能吗？这可能吗？要是真的可能了，总得给个理由吧？
看看，说着说着，你又在想《大话西游》了。这需要理由吗？需要吗？眼球啊，兄弟。
大话眼球？
张朝阳不是有个眼球理论，凭什么不能用在这里。要知道，发现真理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会应用真理。
怎么应用？咱们已经是很可耻的人了。买了盗版碟，在家庭影院里看了个够，还要怎样，够丢人的了。怎么还能进电影院不给钱，是不是有点过分？
过分？作为一个消费者，你不能对自己说，这样太过分了，对不起电影工作者啊。你只能对商家说，太贵！即使已经很便宜了，你也要咬着牙根说，真是太、太贵了。知道么，商家永远有赚头，只要他还站在这里吆喝。你到底还是不清楚他的利润从哪里来，这就是市场信息的不对称。
十块钱的盗版碟你还觉得贵？还要让电影院免费开放？盒饭都八九块呢，你看了一个电影，一个哦好多艺术家奉献给你的艺术精品你还觉得贵？
你用词不准，说明你对这个世界体会不深。首先，不应该称艺术家，而只能称大腕。其次，这不是艺术品，而是商业片。它也不是奉献给我的，因为我买了盗版光碟。盒饭和商业电影的性质类似，都应该在十元之内，别管它是用旧锅做的，还是用故宫做的。那么，为什么要开放电影院呢？就是为了更公平。我们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去消费，每天都给政府纳税。你也看到了，哦，你看得比我印象深，你有家庭影院。《大腕》里有可笑可乐，有搜狗网，还有报丧鸟，这些都让我们时不时联想到现实。我们总有憋不住的时候，会像冲进洗手间一样冲进商店和超市，用振翅欲飞的钞票换回来那些可笑可乐的报丧鸟。
哦，我好象明白了，有点意思。喔，好象冯小刚也是这样规劝那些知名厂家的。他说，别告我，我已经给你们做免费广告了，你们还要告，你们真是得寸进尺，拿我当广告箱了，别这样没完没了的，好吗？
你说得有趣，可你还是没悟。我打个比方吧。比方说你在自己的电脑上用搜狗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结果得到了两份账单。一份是时间账单，你的邮件用了一分钟时间。另一份是比特账单，你的邮件用了三万个比特。结果你被收取了两份钱。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谁让你用搜狗网来着。知道你为什么穷吗？
知道……，又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总是被这个社会、被别的人、被商家重复收费。
噢，我懂了。那难道我在看《大腕》的时候也被重复收费了？
你怎么还不明白？你可真是一只可笑可乐的报丧鸟。
影视歌大腕们通过电影、电视和MTV等娱乐产品向社会重复收费。电影改编成电视，电视插曲又派送成金曲，影视剧本又出了书用以挤兑那些从不抛头露面的作家。最后，他们都成了广告明星，直接干预大众消费。大众，也称消费者，不仅义无返顾去买大腕们推荐的报纸、防寒衣、汽车，还要掏钱买他们的娱乐产品（书、VCD、电影票、DVD）。大众们自身到底拥有什么？大众们只拥有眼球，所以必须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眼球。对大众而言，购买盗版就意味着一种权力，也就是对眼球资源的自主权。这是避免被重复收费的一个重要手段。
《大腕》提示了我，让我灵感勃发。既然尤优和查理王想用厂家的广告投资来免费操办泰勒的喜丧，同样的，大众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眼球资源来迫使电影院免费开放。而如果正版免费了，那么盗版还存在吗？如此一来，一个压在大众心头十几年的道德负担也就迎风消散，真是利国利民啊。
在冯小刚的嘴里只有两个词：商业电影和盗版。二者看来是矛盾的，却也是唇齿相依的。被盗版的，大多是畅销的商业电影。商业电影靠着大众的眼球活着，不关乎人的心灵。而盗版正是利用了眼球的复性，赋予大众眼球选择的权利。而商业电影也离不开盗版。这里的离不开，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被动的离不开。既然是商业的，就是复制的，就是拷贝的。那么，商业电影就不可能逃脱被拷贝、被盗版的命运。还有一种主动的离不开。靠商业电影活着的大腕们他们的真正需要只是两个东西，人的眼球和商业投资。而盗版正好将商业电影送到了更多的眼球面前，它如实再现，现伪存真，扩大了大腕们的影响。商业投资者看中大腕的地方，也正是大腕们作为公众人物的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大腕们可以去拍广告，可以当形象大使，可以做一切有益于商品流通的工作。
既然盗版给大腕们带来了更多关注他们的眼球，带来了知名度，带来了商业投资，那么大腕们为什么还要反对盗版呢？说白了，就是想不劳而获，就是想重复收费。大众已经在他们购买大腕们做过广告的商品时付钱了，可大腕们却还是要用他们赖以维持他们知名度的商业片来再赚一笔。
我有点出离愤怒了。大腕们这么干，早晚有一天砸了自己的饭碗。艺术既然无价，就应该彻底免费。应该让厂商、赞助商向电影院支付大众观影费和固定资产折旧费。
你混淆概念了。《大腕》不是艺术，是商业片，是商品。
那当然，商品摆在商店里，难道我进商店也要钱吗？
你又弄混了。电影院不是商店，它只卖……
哎，电影院就是商店，就应该把商业片搬进商店。商业片就是广告，看广告还要花钱？
你的意思无非是，以后的商业片和广告片可以同流合污了。《大腕》就是这样的典型。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从没有什么同流合污的感觉，我只是觉得艺术应该回到它的本位。
什么是艺术的本位？
无价。在消费者眼里，无价就意味着免费。当然，作家的书还是要钱的，因为作家就靠这个维持生计了。
虽然你有点同情弱者，可你的想法还是很前卫。那么音乐厅呢？
和美容院合并。
有点意思，美术馆？
搬到地铁站、车站、飞机场里去。
那样一来，误点的一定很多。
正中下怀了。误点了，可以让乘客多花钱，多滞留就多消费。
对，这仿佛正是艺术的魅力。
三十九、非正常的正常死亡
几乎年年都会出现若干重大矿难，许许多多矿工因此葬身。一发生重大事故，那些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的人就会立马赶到现场，组织抢险救人。据统计，我国每生产一百万吨煤，就要死三个矿工。这样的生产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还是印度的十三倍。
我们还在以这样原始的方式来采掘能源矿藏，来增添不夜城的美丽，来标榜形象工程的魅力。我们每开一次灯，每开一次空调，每开一次灶，每开一次暖风，都会有几滴矿工的鲜血从天花板上滴下来，从墙壁里渗出来，从地板下洇上来。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也就习以为常。这是很自然的，死者长已矣。那么，这样的死亡到底是正常的呢，还是非正常的呢。说它正常，可以说每年都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不在这里便在那里。说它不正常，这毕竟是事故啊。而所谓“事故”，就是按照正常程序、正常规则不应该发生的事件。
不如这样来表述：在中国，发生矿难就和人死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没见过不死的人，于是就说人是必死的。我们没见中国的矿难有减少的趋势，只好说那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可以规定操作流程，发明更先进的机械，采用更安全的控制系统，却不能改变原始资本积累的方向。这些原始资本就是要用人的生命来换取廉价资源，这是它的既定方针。
我们可以制定更严格的法律，规定更高的人命赔偿价格（可参考吴思的《血酬定律》，也建议吴思在《血酬定律》修订版中增加“矿难血价”一章），却无法使那些矿主在事先感到丝毫的畏惧。
我们可以继续开展各种教育运动，把精神文明和人文关怀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却难以让那些和矿主勾结的贪官污吏们享受到教训二字。
我们可以加强新闻监督的力度，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升格为总局，却从来也没有动摇过那种垂直的监督体制。这样的体制，在各个行业与领域中，发挥着事后诸葛亮的效能。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非正常的正常死亡。
四十、 废话的力量
性格的内向与外向，有时候被简单地归咎于说话的多少。但仔细地研究人话，我发现那些爱说废话的人一般都很外向。而内向的经常语出惊人，同时也惜字如金。
话语基本上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表意，一个是表情。而废话的功用只在表情。为了表情一味地说废话，这样的人就容易被看成很外向。以话载情的人有着希望被了解、被理解的冲动。
说的废话越多，这样的冲动就越强烈，给听众的感受也越深。如果这个听众是说者的知己，他定会以默默点头的方式表示会意。如果这个听众是一般的朋友，那么他很可能要打上两个哈欠。
还有就是，说废话的人说废话的时候，是在努力把握这个闪烁其辞的瞬间不定的世界。说者会出现一些焦虑的现象，像流汗、咽唾沫、不停地喝水、抖腿。说废话的人明白，冷场会让自己更加焦虑。废话充实了会面的气氛，就像有的人喜欢泡在温泉里看报纸或者听着音乐吃饭一样。
爱人之间的情话一般都是废话。女人最爱听这样的废话，她们更容易陶醉在只表情的语言里。越是无意（而非无意义）的话，越是纯粹的有情。男人在这方面说得多了，就叫嘴甜，肯定能讨女人欢心。但女人还有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多多变换废话的内容，不同的废话还能传达不同的情意。这也是废话的一个复杂之处。
现在的时尚主持人也是说废话的大户，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废话就是“谢谢”。像《超级女声》主持人李湘，她的“谢谢”不绝于口，一旦没啥可说了就“谢谢”，连别的废话都省了。主持人的废话更多地是要向他看不见的非现场的观众（听众）来表情，所以需要更多的技巧。好在他们在广播学院里上过废话学的课程，一般都能运用自如。有的还会自己创新，比如（非常6+1》的李咏，他的废话接近于表意，并在接近的过程中掺入不同的情感元素，类似情话当中的复杂废话形式。
说废话最多的地方就是会场。中国人不光爱开会，而且善于在会上废话连篇。这样的废话肯定不表意，但也不表情。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那些发言者说废话是想表意，间或偶尔也表表情。但他们弄错了废话的功能主项，所以这样的会议大多非常枯燥。
有一个传说，说上帝规定了每个人说话的总量。如此说来，年轻时说得太多，说的废话太多，到了老了就会失语。这样的人外向而易冲动，由于废话过多逐渐对世界失去了新鲜感。他们一般寿命不高，也就躲过了失语期。
而那些废话比较少的人，他们更喜欢琢磨这个世界，讲究说话的效率，努力控制谈话质量。他们活得更加长久，可以不断研究更新的世界。他们不多废话，养着一口人间的正气。他们把这口气运到著书立说上，塌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思路，把由此凝结出的思想流传子孙。
废话就是这样，淘汰掉无聊的、无意义的品质，把世界让给那些做先于说的人，让他们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