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靖国神社前两位穿着战前日本军装的男子，一老一少，老的穿的是早期的将官服，不过老者明显太弱小，完全没有日俄战争时期乃木希典等人的派头，只能说是当今一个小老头对消逝大人物的精神攀附。左边的年轻人模仿的是二战时的日本陆军军官，但明显地太白太胖，吃得太好，又没晒太阳，毫无威慑力量。
神社是日本民间最普遍的寺庙，祭祀祖灵，带着自然崇拜的性质；不过位于东京都千代田九段下的日本靖国神社，却是专门用来祭祀死于战争中的军人。这座神社建于1869年，原名“东京招魂社”，主要是纪念在明治维新时期戊辰战争中为拥护皇权而战死的3000名官兵，1879年正式改称为“靖国神社”，意指“安国”之神社，专门供奉及祭祀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军人。
小泉不理会各方反对，参拜靖国神社。
随着近代日本实行对外扩张政策，不断发动战争，战争结束后在东京都举行盛大凯旋式，紧接着又着在靖国神社追悼战死者，这个过程成了一套固定的仪式。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在海、陆两方面都大获全胜，尽管日本本身死伤惨重，尤其陆战方面乃木希典拙劣的指挥导致日军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包括他两个儿子也没能从战场回来，但是日本毕竟战胜了俄国，跻身世界强国。
1905年，靖国神社大祭典中的剑塔。日俄战争提供日本政府一个绝佳的题材，包括将第三军总司令乃木希典塑造成一个效忠天皇、牺牲个人、作战英勇的“人格者”(意指人格完美无缺的贤者)。事实上，战后日本史学界以客观方式研究日俄战争史实，认为乃木希典军事才能极其平庸，不知应变，只会命令士兵正面进攻，以肉身消耗俄军的子弹，平白牺牲上万军人的生命。日本政府利用日俄战争中的大小事情，树立典范，编写各种军国主义教材，诱导新一代竞相追随，最后完成其对外侵略的精神准备。
日军凯旋后，举国欢腾，东京市万头攒动，靖国神社前更是盛况空前，阵亡官兵的遗族虽失去亲人却获得国家赐予的“无比荣誉”，由前线掳获的巨型战利品在此陈列，日本国民的骄傲达到了巅峰……
游就馆内展示的一幅画，描绘明治天皇(戴拿破仑帽者)于1877年到大阪临时医院，探视西南战争中的伤患。明治天皇是近代日本的缔造者，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动摇，至今亦然。
这便是明治天皇统治极盛期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在靖国神社的“政战教育”中，日本国民充满了自豪感，随时准备为天皇战死，并严惩违抗这种思想的日本人；日本国民看不起亚洲国家，认为他们落后、贪生怕死，在皇军面前不堪一击，并且相信日本对亚洲的侵略为当地带来和平、繁荣与进步，具有解放性质。
1945年3月，美国B-29轰炸机飞越富士山，对东京投掷燃烧弹，这些被称为“超级空中堡垒”的轰炸机由关岛起飞，直奔东京。结果东京成为一片火海，二十多万房屋付之一炬，八万多人被烧死，十万人重伤，无家可归。火烧东京不到30小时，美军又出动了317架次B-29轰炸名古屋、大阪、神户、濑户等地，一直到7月，美军共在日本本土投入10万吨的炸弹。日本96个大小城市被炸得面目全非，军工厂被毁，日本军部有关日军必胜的宣传彻底动摇。
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虽然在神道教中有人死以后皆为神的传说，但靖国神社里的祭神，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只限于为天皇效忠的阵亡者。由此可见，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有着极大差别，是一种军队的宗教设施。关于这一点，靖国神社所供奉的对象便是最好的说明。
1945年5月，日本鹿儿岛知览基地，特攻队员驾机起飞时，女学生拿着花束挥别，一般送战场的祝语是“早日凯旋归来”，此处却是“死得悲壮”，送行即是招魂。如果形容这是“盛开樱花飘落的凄美”，那只能说是无可救药的病态心理，离开了对生命的尊重，只会剩下冷酷与丑陋。
靖国神社中有一座被称为灵玺簿奉安殿的大殿，供奉有明治维新以来250万军人的灵位，包括日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军人的灵位。其中，有戊辰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有为创建新政权而死于“佐贺之乱”、“西南战争”等日本国内动乱的人士，但更多的是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等侵略战争中阵亡的军人。
1942年2月15日，攻占新加坡的山下奉文(左二)向投降的英军马来亚总司令白思华(右二)训斥，气焰极为嚣张，新加坡圣陶沙历史蜡像纪念馆将这段纪录影版反复播放，以提醒民众居安思危。山下奉文占领新加坡时不仅凌虐英、澳战俘，同时还对华人进行“大检证”肃清行动，估计有5万华人遭秘密处决。
据统计，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灵位中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靖国神社供奉有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人的灵位，同时也供奉了一些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物。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于正午发表事先录好的投降书，皇居前许多东京市民跪倒在地，前景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那些被供奉的所谓“英灵”中有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7人，他们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窃取同盟国各国军事和经济情报的间谍头目、策划伪满洲国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太平洋战争主要策划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和武藤章。他们均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是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1942年12月，日军扶植的伪南京国民政府副主席汪精卫(右三)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图为汪精卫会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左三)时的情形，左一为日军军令部总长，左二为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会面中，东条英机抽着烟，笑容得意，汪精卫则露出谗媚的眼神，显现奴仆对主人的神色。此时距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届满一年，日军已占领了整个中南半岛以及南太平洋岛屿，军力达至巅峰，同进也在各地扶植傀儡政权，并准备以日本为中心召开“大东亚会议”，将所有占领的地方划入“大东亚省”，气焰嚣张无比。
另外，在甲午战争后侵略台湾战争中战死的北白川亲王和侵华战争中死于内蒙的北白川宫永久的灵位也于1959年10月被安放了进去。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1000余人。
1944年7月，冲绳战役结束，日军惨败，许多冲绳妇女因听信日军宣传，以为自己会受美军凌辱，选择自杀，照片右上角为一名冲绳妇女跳崖的一瞬间，触目惊心。冲绳岛民自杀者近四千人，他们罔顾美军的劝降广播，可见军国主义的宣传如何地毒害人心。
正是由于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占领军总司令部在1945年12月15日发出“神道指令”，切断了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特殊关系。进而，根据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1952年9月，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渐次失去昔日的显赫地位。
1946年5月，开庭时，甲级战犯被告者列队出庭，这些战前威风凛凛、弹指之间可决定他人生死的军国主义者此时都低沉着脸，面对世人投注的愤怒的目光。右列前至后：土肥原贤二(陆军大将、在满特务机关长)、畑俊六(陆相、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广田弘毅(外相、首相)、南次郎(陆军大将、陆相、朝鲜总督)、桥本欣五郎(陆军大佐、赤诚会统领)、小矶国昭(陆军大将、朝鲜总督、首相)、永野修身(海军大将、海相、联合舰队司令官、军事参谋官)、大岛浩(陆军中将、驻德大使)、松井石根(陆军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武藤章(陆军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平沼骐一(首相、机密院议长、国本社社长)、东乡茂德(驻德大使、驻苏大使、外相)；左列前至后：木村兵太郎(陆军大将、陆军次官、缅甸派遣军司令官)、木户幸一(文相、内相、厚相)、贺屋兴宜(藏相)、星野直树(“满洲国”总务长官、内阁书记官长)、板桓征四郎(陆军大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陆相)、铃木贞一(陆军中将、企画院总裁)、山鸟田繁太郎(海军大将、海相、军令部总长)、白岛敏夫(驻意大利大使)、东条英机(陆军大将、陆相、首相、参谋总长)、冈敬纯(海军中将、海军省军务局长、海军次官)、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关东军司令官、参谋总长)、荒木贞夫(陆军大将、陆相、文相)。其中1937年12月，松井石根在南京城举行浩大的入城式，威风八面，转眼间屠杀了30万中国人的生命，如今却只是个戴眼镜的小老头，挤在战犯行列的后头。
根据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但长期以来保守势力处心积虑要冲破禁区。1951年10月，旧金山条约签字后，在举行大祭当天，首相吉田茂率阁僚及众参两院议长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从此以后，几乎每届首相都到靖国神社参拜，尽管明目张胆地在8月15日(战败日)以首相身份参拜的为数极少。
1948年12月22日，拘禁7名甲级战犯的巢鸦监狱，行刑当夜灯火通明。历经两年多的审讯，由11个法官共同审理，被告25名(其中永野修身审讯过程中去世)，419名证人出席，法庭于1948年11月12日做出判决，判决书长达几十万字，判决书指出日军犯下的主要罪行包括：(一)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如“南京大屠杀”;(二)对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屠杀;(三)拷问和其他非人道待遇;(四)解剖活人和吃人肉(1944年底，日军第18军曾发出命令，让部队在缺粮的情况下食盟军的肉)。法庭最后判定，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桓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处绞刑。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等人向美国大法院申请再审，12月20日遭驳回，判决定谳，并确定于12月23日零时行刑。
军国主义势力一直伺机将甲级战犯的亡灵“魂归靖国”。趁1978年举行秋祭的机会，终于把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亡灵，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偷偷弄进靖国神社。这表明，靖国神社完全继承了战前的性质。日本的一些政要置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和本国国民的抗议于不顾，公然前去参拜，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靖国神社问题的严重性。
1948年12月23日凌晨2时5分，两辆卡车由巢鸦监狱驶出，载着7名战犯的棺木，送往横滨市西区久保山火葬场。
可以这样说，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政府如何认识和对待过去的侵略历史。这既关系到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日本这个国家的今后走向。
